戴肇洋
臺灣省商業會顧問、現代財經基金會顧問、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經濟財政組顧問、中華勞動與就業關係協會理事。日本關西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修畢。歷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顧問，臺灣綜合研究院三所副所長、所長兼財經諮詢委員會委員暨執行秘書，臺灣經濟研究院二所組長，日本關西大學經濟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等職。
在稍早前，臺灣當局公布《臺美21世紀貿易倡議》經過兩個餘月嚴謹準備過程及協商，將會包括：貿易便捷化、反貪污、農業、中小企業、數位貿易、勞工、法規訂定原則、環境及氣候、公營事業、標準、非屬市場政策和作法等十一項內容，雙方同意在公平、對等的基礎之上，從今年9月下旬起可望啟動，先就貿易便捷化、中小企業、反貪污、法規訂定原則等四項議題進行談判。亦即臺灣當局此次將敏感、不易的“關稅減讓”、“市場準入”等議題之外其他項目，採取“堆疊積木”模式先與美國分項進行談判。
▲中國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度臺灣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之出口貿易高達1225.2億美元，同比增長7.3%。圖為臺灣海運樞紐——基隆港。（視覺中國圖片）
“傾斜美國”實為一廂情願
毋庸置疑，近年以來臺灣在面對國際政治“一中原則”氛圍下，不論是洽簽雙邊自由貿易協議，抑或是參與多邊區域經濟協議，皆是難以有所突破，使得臺灣當局無不希望透過臺美《貿易倡議》突破困境。因此，臺灣當局公開指出，臺美《貿易倡議》項目具有，包括：其一，加強臺灣整體經濟實力，例如促進臺美農業產品貿易、協助中小企業拓展美國市場、提高數位經濟能量，同時形塑臺灣重視環境保護及勞工權益在國際間形象；其二，促進臺美雙方投資及貿易，增加國際企業投資臺灣信心，讓臺灣吸引美國甚至全球更多的資金和技術；其三，深化臺灣與各國及地區經濟制度之連結，將有助於臺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CPTPP)》，拓展更寬廣的國際空間；其四，落實市場經濟體制，臺美可以共同合作，增強臺灣面對非屬市場政策及作為能力等四個重要目標。
亦即臺灣當局認為，面對國際經濟秩序渾沌，尤其中國大陸快速崛起之下，美國始終對中國大陸長期採取不公平，以及不安全的貿易競爭型態，是爆發中美兩國貿易爭端之根本癥結，目前正在積極主導推動《IPEF》，希望藉此圍堵中國快速崛起所帶來的威脅，進而達到重建國際經濟秩序。由於臺美《貿易倡議》精神，在基本上與《IPEF》的理念頗為相同，如果臺美《貿易倡議》能夠在美國希望主導建立一個更公平競爭、安全，可以相互合作、信任的貿易夥伴關係下，參與為其整體經濟戰略之一環，將有助於臺灣更進一步深化與美國的經濟關係，同時逐漸降低過去40餘年以來對中國大陸市場之依賴。
臺灣當局更進一步指出，臺美《貿易倡議》內容其實與美國前任總統奧巴馬執政時代所主導建立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之方向極為類似，例如：環保、勞工、中小企業等議題，皆為美國達成“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經濟理念。亦即臺美《貿易倡議》在包容性成長精神下，其對內的意義，並非追求低廉成本，而是需要符合以人本、環保、永續等為根本；特別是在臺灣經濟結構面對轉型壓力之下，無法依賴內部自生力量持續前走，更加期待外在驅動力量始能運作。至於對外的意義，其實是在顯示臺灣願意在重視自由、公平、開放與競爭狀況下進行經濟互動，藉此形塑臺灣在國際上形象。
再者，臺美《貿易倡議》所涵蓋的議題範圍，其實美國正在積極與英國、歐盟展開類似之談判或協商，等於將臺灣升級至與英、歐類似之重要國際地位，或是可以說是美國拜登政府認為，臺美《貿易倡議》是未來邁向簽署《FTA》的基礎。舉例來說，美國正在積極推動供應鏈重組，除了鼓勵海外美國企業回流本土之外，更加重要的是，其所倡議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模式，若被美國指定為盟友，則在友邦中生產是可以接受的合作模式，此一倡議等於昭告天下，臺灣是受到美國納入的核心供應鏈重組夥伴，甚至協助外資認為，臺灣是可以選擇投資的安全地方。
也就是說，目前國際社會氛圍較之過去呈現急劇變化，尤其今年2月烏俄突如其來爆發戰爭，更加激化全球經濟對抗格局。其實，美國於烏俄爆發戰爭後所主導產生的《IPEF》基本上是“經濟北約”的構想，其真正目標乃是針對中國崛起。亦即在美國迫切需要拉幫結黨全球對抗中國大陸氛圍下，將會更加積極推動臺美《貿易倡議》相關議題談判，甚至在一年內極有可能產生初步輪廓，此與過去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談判過程顯然不同。再者，臺美《貿易倡議》範圍甚至超過美國所主導推動的《IPEF》，其談判進度將會超過《IPEF》；加上雙邊既有臺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及《臺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兩個平臺，未來理應可以順利接軌《IPEF》。
從臺灣當局頗為樂觀一廂情願的“傾斜美國”論述中可以發現，其背後真正目標，除了期待透過臺美《貿易倡議》未來能夠順利接軌美國所主導推動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之外，更加希望藉此擺脫已形塑建立的兩岸緊密經濟關係。然而，臺灣當局此種以自我考量的經濟戰略思維，似乎忽略現實兩岸產業長期互動往來頗為緊密連結所帶來的貿易結構有所背離，不但無法解決近年以來臺灣爭取加入國際經濟組織面對的困境，而且可能造成臺灣持續經濟成長陷入難以掌握之風險。這些從兩岸貿易統計的發展變化，或許可以發現其端倪。
兩岸經貿脣齒相依
先從臺灣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之出口貿易變化加以觀察，雖今年受到中國大陸經濟走緩，以及尚未完全解除封控措施，造成復工腳步不如預期，使得市場對資訊、通訊、電子等產品之需求略有轉弱現象，加上最近中國大陸對臺部分農漁產品採取限制措施，影響臺灣對大陸出口貿易表現，6月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出口貿易154.3億美元、年減4.5%，暫時結束連續28個月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出口貿易成長。但若從兩岸貿易體量來看，限制種類佔比偏低，影響相對有限，累計今年上半年度對大陸及港澳地區出口貿易達到970.6億美元、佔整體出口貿易金額的42.3%，為歷年同期之次高。此外，由於兩岸貿易在統計上因採取離岸價格(FOB)、到岸價格(CIF)、原產地區等不同，而導致貿易統計有所差異，如果按照中國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度臺灣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之出口貿易高達1225.2億美元，同比增長7.3%。
再就臺灣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之出口貿易發展軌跡而言，依據臺灣官方統計，1990年臺灣對中國大陸之出口貿易僅有微微41億美元，隨著臺灣對中國大陸之投資增加促進貿易成長，1995年超過200億美元、2000年突破300億美元；若以臺灣出口貿易金額佔比觀察，從2000年起對大陸出口貿易金額佔比已上升至24.4%，正式超過美國，成為臺灣最大出口地區。從此之後20餘年以來，臺灣對大陸出口貿易金額占比逐年上升至超過40%，反觀對美出口貿易金額佔比，則是一路下降迄今不及15%。由此可見，兩岸歷經40餘年發展已形成脣齒相依的產業鏈關係，尤其在全球佈局中更打造密不可分的供應鏈體系。
此外，如果以“臺灣接單、大陸出口”的模式觀察，20餘年以來更是為臺灣廠商獲致不少三角貿易的利益，依據臺灣官方統計，去年臺灣三角貿易淨收入高達354億美元，為去年的臺灣經濟成長貢獻0.5個百分點，莫以為0.5是微小數字，若沒有三角貿易淨收入，則去年臺灣經濟成長無法達到臺灣當局所引以為傲6%的亮麗表現。最近幾年，由於中美貿易爭端持續未熄，雖導致臺灣對外貿易結構產生部分變化，但無論如何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仍然是臺灣最大出口地區，同時是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去年臺灣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之貿易順差首度超過1,000億美元，其對臺灣經濟成長的貢獻，不言可喻。
另一方面，若從促進臺灣經濟成長動能加以比較，究竟是美國重要？抑或是中國大陸重要？以出口貿易的份額來說，其佔比是三比一，顯然中國大陸較為重要。在此同時，臺灣官方曾經進行估計，如果美國經濟成長每降1個百分點，臺灣將會因此降低0.07個百分點，如果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每降1個百分點，臺灣則是隨著降低0.29個百分點，無疑顯示中國大陸對臺灣經濟的影響是美國的4倍，孰輕孰重，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畢竟，臺灣屬於小型經濟體系，相對先天資源有限、市場狹小，雖極易產生個別優勢產業，但在此種類型經濟體系下，其產業生存必須依賴全球化運作，以及利用產業鏈連結海外市場，是持續發展的關鍵。與之相對的是中國大陸，其屬於大型經濟體系，相對生產要素豐沛、市場廣闊，極易構築較完整的產業體系，不但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而且為全球產業鏈的重要環節。正因如此，臺灣在地理相鄰環境，加上產業緊密連結下，根本難以擺脫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市場之依賴。很顯然地，未來臺灣唯有透過長期以來所累積的產業創新、技術實力籌碼，同時利用兩岸地理位置於已崛起、不斷茁壯的中國大陸旁邊之先天優勢，精準掌握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發展脈動，積極從兩岸經濟的共榮思維充分發揮互補互利利益，別無他途。
